la repentie

应一家行业杂志约稿，写的商业文章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你能走多远，在于你与谁同行。

那么，鹭岛国际的同行者是谁？

鹭岛国际当初叫做“都市森林”，不管是森林还是鹭鸶，都是非常感性的印象。但对于真正可能的潜在购买者来说，买楼从来不是一件纯粹感性的事情。因此，他们的眼光会越过葱郁的森林或翩飞的白鹭，直接看到与滕王阁地产、与鹭岛国际同行的戴德梁行。

戴德梁行与滕王阁地产的合作始于2002年秋。熟悉成都地产行业的人大概有印象，2002年夏天成都有大批地块拍出。三年过去了，这些地块上的楼宇纷纷建成，于是不同开发商之间的实力打拼立刻就要正式上演。

同时，短期来看，鹭岛国际的开盘时机并不是非常好。近两年来，国内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全国的地产市场都或多或少出现较严重的泡沫现象。泡沫的破灭将带来楼市的崩盘，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地产业中暴露出了国民经济的局部性和结构性问题。于是，使地产商们痛感扼腕的“国八条”出台。“国八条”以行政手段对房价实行调控。2005年地产市场受金融、财政等手段控制，遭遇到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厉的一次风险。

而滕王阁地产在三年前似乎就已经敏感到这场必然到来的暴风雨，除了足以自信的资金实力，他们还找到一个实力足够强大、可与自己一起前进的同行者。

戴德梁行的前身是大名鼎鼎的香港梁振英测量师行，成立于1993年，是一家以楼盘估价业务起家的华人地产综合服务商。2001年，梁振英测量师行和新加坡的戴玉祥地业咨询公司以及欧洲的DTZ通过相互控股的方式，组建了国际性物业服务机构戴德梁行，梁振英任主席。

今天，香港楼市是世界上效率较高的市场。香港的住房空置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就是在相对供过于求的年头，住房空置率都不过5%，比新加坡任何年度的最低空置率还要低。低空置率的具体含义就是空置暂时没有使用的房子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脱手，卖方的资金可以短时间回笼，买方可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合用房子。对于总值约3万亿港元的私人住房总量来说，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空置率，就等于减少300亿港元虚耗。

因此，香港楼市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地产业楷模。而这一成绩与港地多家优秀的地产服务机构的杰出贡献是分不开的。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有戴德梁行。

同时，戴德梁行还拥有一层更微妙的身份。主席梁振英（Leung Chun-ying）具有卓越的海外教育背景，具备特许测量师资格。他不仅具有商业的成功，更有政治的敏感，1999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金紫荆星章，现任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召集人、行政会议非官方成员、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及长远房屋策略谘询委员会委员及“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

凭借梁振英主席的商业智慧和政治敏感，戴德梁行成为首批进入内地的海外地产综合服务商。同时，这种商业智慧和政治敏感使戴德梁行在短短十年时间内，一方面为内地的同行们带来新鲜空气，一方面成功地摆脱了众多束缚海外背景企业的发展瓶颈。

在地产领域内，戴德梁行提供的高素质的房地产顾问服务（如销售策划及代理、房地产估价、买卖与租赁代理、物业管理、项目前期策划、市场研究及咨询顾问等），使内地的地产行业在逐渐规范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轻松，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同时，戴德梁行也丝毫没有忽视海外地产服务企业在内地遭遇的困难。国内地产行业的竞争十分激烈，“国八条”出台之后，地产行业面临的困难加剧，竞争也越发白热了。虽然，从资深行业分析机构的角度看来，国内地产业的增长是大势所趋，但如何获取大势带来的效益与机会，仍然是需要全力争取的增长机遇。

在具体到与滕王阁地产的合作这一话题时，戴德梁行成都分公司经理王一川先生介绍，戴德梁行在成都目前拥有多个顶级楼盘的代理或顾问项目，如冠城广场、锦官新城、齐力花园、舜苑等。可以说，不仅成都，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城市的顶级楼盘，戴德梁行都多少有所染指。戴德梁行在鹭岛国际扮演的角色有两方面，一是以中立的评估机构身份，对楼盘的规划、设计、建造提出建议，以对最终客户群——购房者负责的立场出发，杜绝楼盘质量问题；一是以市场顾问和物管顾问的身份，对产品的定位及附带服务提出建议思路。这两项工作分别由“泛城中国”和物管部两个部门负责。

在位于冠城广场的戴德梁行成都分公司，可以看到典型的香港公司遵循的效率与密度成正比的原则格局，人员精简、布局紧凑。白、蓝色调的办公环境，给人理性、严谨的印象，个人色彩被压缩到最低限度。而有趣的是，从公司的窗户望出去，可以毫无障碍地俯瞰到到整个成都市中区的布局——密集的灰色楼顶，尚未完工的写字楼，以及那些为生活奔忙的人们在城市中穿行的景象。

这是一个急需被改变的城市。而戴德梁行将以其在地产行业多年的成功经验，帮助成都的各大楼盘从规划、设计、建造、销售乃至管理上实现国际化高水准。地产业的水准是一个城市繁荣与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从戴德梁行的自信中几乎可以看到，有一天，成都也会与香港一样，成为一个具有高效率的地产服务水准的城市。而在这一过程中，戴德梁行早已准确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机遇。

那么，现在，从鹭岛国际开始。

应一家杂志约稿，写的夏季生活休闲文章


《倾城之恋》里写，白流苏在香港一上岸，还没进旅馆就遇见情敌萨黑夷妮公主，“只见一个女的，背向他们，披着一头漆黑的长发，直垂到脚踝上，脚踝上套着赤金扭麻花镯子，光着脚，底下看不仔细是否趿着拖鞋，上面微微露出一截印度式桃红皱裥窄脚裤。”而这边厢，流苏穿的不过是月白色蝉翼纱旗袍，跟那野火花一般滚烫的香港是几万光年的不靠谱。

怎么叫人不帮流苏捏把汗？她只是亡灵前纸糊童男童女般的不禁打！

这写法真好比《红楼梦》之写王熙凤人还没到，先是一阵笑声，把凡人那点不磅礴的阳气都一掌打得灰飞湮灭。

今年的夏天也好比能把弱质秀气都劈得尸骨不存的掌法，所以中国遍地的空调都卖得格外好。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既然生就了贵体，那自然不惜千金也要保全才好。

但我却不欢喜这过法，偏偏找个最热辣辣的天气，要去逛动物园。星期天早上，风也没有，还有夜的一点清凉，并不闷，但太阳光秃秃地出来，比闷热还可怕的先兆。走几步路买三两只桃子，慢悠悠地也是一身汗。等终于来了公车，已经脸庞到耳垂都湿漉漉，像蒙了一层水帘。

这时候乘公车去往郊外的人，都是命苦到无法推脱的，个个脸上都是哭相。可我却不同，所以整条马路上就这一个女子有新鲜得好比水蜜桃似的好脸色，怎么能不跋扈？

也有人发短信来揶揄两句——“这么热的天，动物园里一定好气味……”那是自然，青草的味道都在河马池边，连河马都浸在水里五个小时不曾挪窝。平日里走动不歇的美州豹也躲在阴影里，沮丧地望着玻璃墙外探头探脑的人。还有猴子，偌大的猴山，只有三只实在是无聊的坐在地上等游客喂食，花生掉在地上，两步路也不肯爬过去捡。

可是还不够，要一一地看完，热得难受了，就赤脚在荫地里站一站。最活泼是骆驼，热得密不透风的四下里，它们却兴奋异常。一个动物园里，生命力最旺盛的就是它们，还有我。

玛格丽特·杜拉斯写的，“一本打开的书也是漫漫长夜。我不知为什么刚才说的话会使我流出了眼泪。”但其实她知道，因为她接着写“一整年中的问题就是黄昏，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也就是说，虽然强悍如杜拉斯，也仍然孤独。是每一个横在她面前、与她做对的漫漫长夜使她颤抖。生命力是很好的，但每天都有黄昏，黄昏都是每天来临一次的地狱时刻。

但也许更好的，更适合于夏天，适合于每一个难以熬过的季节的话，是克尔凯戈尔说的，“只要不把生存理解为得过且过，则‘生存’没有激情就是不可能的”。

前不久，有小道消息传出，进入超女前十的某选手因为拒绝与主办方签署为期八年、分红比例极其苛刻的代理协议，而有可能因为某种难以确证的原因无法取得最终名次。由此很难不使人联想到，超女选拔的内控力量可能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大。

也因此，很难排斥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以张含韵的甜美、清纯与传统打响第一炮之后，超女选拔在策划思路上又出奇招：为了防止超女选拔成为众多选美比赛的同质复制品，2005年全力以赴推出的李宇春、周笔畅将以中性、另类为标志。新一款超女拒绝平庸、甜腻的传统“审女观”，新一款超女意味着超女选拔包含着无穷的可能性、无穷的创新性。

世界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永远比自己认为的更虚弱，也必须承认这一点。任何事情的发生、呈现都包含着比我们所能预想的要多得多的动因。2005，超女成为一个红极一时的名词，超女选拔活动本身处于其传媒生涯的顶峰。顶峰是一切荣耀的顶点，也是下坡路的开始。超女选拔是人为的产物，它具有人性的一切方面。它会不惜一切代价保全自己。它会聪明地迎合某种心理预期，如它最初给出使所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少女一夜成名的机会，现在它也有必要给出使所有关注者反抗其性别身份的可能。

李宇春和周笔畅的走红可能是民意的结果，也可能是迎合民意的结果。民意并不是一种人性，而是一种想象中存在的事物。

从来没有人测试到过民意的存在，民意只在社会研究者、职业革命家的心目中存在。民意是民众主义者的战术地图上，部署在那些战略要地间不存在的后援部队，是民众主义者自欺欺人时所倚赖的根据，是纸上谈兵时所必须的表示大举进攻的红色箭头。没有民意，民众主义的战役就无法打响。但无法在任何一条战壕里找到它。换句话说，民意之成立就是为了被强暴，它是供强暴的代用品。它从虚无中来，到虚无中去。除了那些对民意怀有奢侈想象的人的心目中，它无处容身。

即使李宇春、周笔畅的走红确实有实在的随机性极强的短信或网上投票作为统计依据，但之后在电视或网络媒体上的大规模造势也决不是随机的。民意不存在，但被强暴这一过程存在——人们顺从于媒体所宣称的意见：“那么，好吧，我们喜欢她们，这两个中性化的女歌手，她们体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美。”

然而，出于女性主义立场为这两位中性化超女走红而感到激动，感到妇女从此翻身做主人，是极其虚妄的一种乐观。最开始，张含韵这样的超女表现了最低级的女性凝视，人们要求女性必须甜美、清纯和传统；现在，人们选择李宇春、周笔畅，并不包含更多的妇女解放意味。传统的选美活动带来社会眼光对其自身合法性的焦虑，现在这种焦虑的社会眼光学会了自我修正。今天，李宇春和周笔畅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获得了她们那一类型女性的身体形象，她们的身体似乎不再是“女性的”，甚至女性头脑的独立性也在其身体的表现中显示出来。但这只是一种双重束缚，这是性别统治更深层也更难消除的烙印：如果她们像典型的女人一样，那么她们就不能胜任和应付自己目前的使命；如果她们像男人一样，那她们就丧失了女性“必备的”特征。现在，她们很显然已经失去了作为女性的权利——网络上人们都称这两位超女为“帅哥”。

她们像男人一样，就意味着她们必须完全像一个男人那样，这是派定了的社会角色。这丝毫也不是性别历史任何意义上的进步，这仅仅是事实的呈现而已，并不比事实本身更使人宽慰。

现在，我们可以感叹：我们的民众是多么强大，即使超女选拔迎合了莫须有的某种民意，但最终无法改变事实本身。她们背负着“男性”的烙印，这烙印使她们有别于别的女奴。

影 I Vitelloni（浪荡子）

导演：费德里柯·费里尼
主演：弗兰克·英特林奇、阿尔伯托·索迪、弗兰克·费布里兹
类型：剧情、幻想
国家：法国/意大利
获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

“如果你看到一只狗跑过去用嘴把半空中的球给衔住，然后骄傲地把球带回来，那狗既快乐又骄傲，因为它会一样特别、有人要看、而且又受赞赏的技艺。而该技巧可以为它换得人们的宠爱，以及高级的狗饼干。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特殊技艺，一项会赢得别人喝采的技艺。找得到的人算是运气好。我，则找到了电影导演这条路。”这是费里尼为电影生涯所做的注脚。有些下作？其实毫不忸怩地表达出了他的谦逊和野心。这是一个小丑最伟大的娱乐人心的善良心愿，并且需要奖赏，真实生活里的小丑也需要荣誉。

他在电影里告诉你生活是如此，不论是否接受，生活里有很多的荒谬、无奈和乐趣。很多伟大的小丑。他们多半穿着灰色风衣，英俊的，忧郁的。最后他们要自杀。他们的生活一塌糊涂。跟我们的一样。

当然，还有他的电影技巧，表现日常也表现荒诞，都是纯洁的，非常好。他的回忆录，那年在病床上，“想着Rimini（他的故乡）：一个一笔成形的字，一排小士兵，我无法把它客体化。”是无法把生活客体化。谁能把生活客体化？


音：Roots（根）

乐人：Gipsy Kings
出品：Nonesuch

第一次看到Flamenco舞蹈是在电视上，身着黑裙、年纪不轻的不知名吉卜赛女艺人，在石板地上踢踏。俄罗斯小说里经常出现的神秘、冷漠而风流的“茨冈人”也是他们。

买这张Roots是冲着大名鼎鼎的Gipsy Kings乐队，这支来自法国南部吉普赛社区的西班牙家族乐团。洒脱、奔放、热情、漂泊……典型的Flamenco味道，他们被誉为“Flamenco大使”。Gipsy Kings的歌词是糅合了法文、西班牙文、Catalan文的Gitane方言歌词。再配上六把层次分明的木吉他、吉卜赛打击乐和主唱沙哑、自由的歌唱——很浓厚的室外风味。


书 《唐诗人研究》

作者：闻一多
出版：巴蜀书社2003年1月一版一刷

闻一多的诗现在读的人恐怕不多了，最近不少人开始关心他作为一个画家的成就。的确，闻一多先生诗歌的一些特点确实表明了他的美术功底和眼光，很难想象一个不画画的人会写出那样的诗。再看看中国新诗史上，和闻一多先生一样弃画从诗的李金发、艾青，其诗歌也都具有很强的视觉感。

但需读过他论中国古典诗歌，才知道为什么在视觉感之外，他的诗歌还会显现出别的那些突出特点。他具有非常强烈的诗歌本体意识，这是最重要的。

在这本《唐诗人研究》里，没有严谨的文学批评语言，大量的表达景仰的抒情语句表明了闻一多对中国古典诗歌所取得成就的强烈认同。虽然他是个新诗人，却能将古诗中的日月山川都读进了心，与唐诗人们在感受和想象上没有丝毫的隔绝，所谓的直见性情。他对唐诗“历史中间物”人物的同情，对杜甫的伟大、恢弘的赞美，而他那天赋般的自觉则直接照见了预见命运的悲剧感。

今天是愉快而糟糕的一天。

下午，编辑通知我要写一篇关于一个写了满分高考作文的少年作家自杀事件的文章，他因失恋而自杀。于是，在今天下午的茶会上，我和朋友们的话题就不自觉地向教育和少年时代倾斜。我们聊得非常愉快，从少年时代的失眠直到最近的为了获得良好的阅读环境而贷款买房。最后结论是，不管是人们成天讨伐的万恶的高考制度，还是撕心裂肺的失恋都没有摧毁我们生活的热诚，我们生活得很好。

我没有向朋友们交代的一点是，从17岁开始，我就始终有一个幻觉认为自己一直都是17岁。快10年过去了，我仍然保持着17岁时候的认知能力和感受能力，同时逻辑思维和行动的准确性又都有巨大的提高，达到了17岁时梦想的高度。

但是，晚上回家为了写稿到网上搜来的大量文章使我感到非常不愉快，甚至对于早已习惯的自己仍然17岁的幻觉，比任何时候都更清醒地意识到那并非事实，并且为这并非事实而感到欣慰。幸亏，我不再是17岁。我回忆起当年凭借一个没有任何指导的中学生的视野和理解力，乱啃哲学和心理学书籍的孤苦伶仃，比任何时候都更痛苦地意识到当时的环境是多么的糟糕。而现在，少年们所身处环境越发的恶化了，幸亏我不是17岁，否则我会为那些孩子的幼稚与愚蠢而抓狂。

那个为了失恋而自杀的蔡小飞实在是个非常平庸的作者。至少，我在他精心经营的blog上发现了好几个触目惊心的错别字，“触摸”写成“处摸”，“付出”写成“复出”，“莫名”写成“莫明”，“像”写成“向”……不管那些80后的孩子们怎么说，不管那些热爱网络写作的人怎么说，我只知道卡夫卡说，“话语是生与死之间的抉择”。一个不重视语言的作家是不可能的，那只能是一个虚伪的、不合格的作家，他甚至不能被称为作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的是什么。

如果蔡小飞自命为一个作家的话，那就完全是一个失败的自我判断。我之所以对于卡夫卡的那个论断非常赞同，是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或者说人类之所以有文化这个东西，首先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表达的手段，画家用他们的颜料，雕塑家用他们的泥土或金属，音乐家用他们的音符，作家用他们的文字……每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极端重视自己的手段，而所谓艺术家的天赋也就在于他们比一般人更敏感于这些手段及其熟练应用。对一个作家来说，务必认识到语言的神圣本质。每一个不恰当的语言表达都是对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语言的破坏。错误地使用语言的人，就是在亵渎灵魂。一个不会正确地字斟句酌的人就是在犯谋杀文明的罪行，因为语言表达就是斟酌并加以明确的区分。字必须加以精确的界定，否则就会跌进完全意想不到的深谷。应该反对那些不精确的、模糊的、不负责任地说出的话语，这尤其是一个作家的责任。这一点，恰恰蔡小飞完全没有做到，这从他的错别字和不知所云的诗歌散文里能看得非常清楚。

而更加不幸的是，他使用了错误的语言。言辞就是符咒，这种符咒会在人的脑子里留下指纹，瞬息之间指纹就会变成生命和历史的足迹。因此，当他写下那些错别字，写下《那些花儿，安静之海》时，他的软弱、不负责和对生命力的巨大匮乏也就映刻在灵魂之上。

现在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不仅他是个糟糕的所谓少年作家，还有那么多迷恋的孩子。这些孩子称蔡小飞的文字非常“真实而感人”，我不知道他们所认为的真实与感人有什么样的标准，抑或蔡小飞那些不知所云的表达真的击中了他们的心灵？比起对真正的文学缺乏鉴别能力更可怕的就是，这种错误的文学确实真正反映这个时代的本质——这就是一个软弱、不负责任和对生命力有巨大匮乏的时代，这就是一个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描述自己的时代，这就是一个跟蔡小飞一样不可救药的时代。蔡小飞的荒谬正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他的失败与成功正是一个时代所命定的。

还好，我不那么悲观，而在新浪网上看到的一些网友评论也使我大大地感到放心。对蔡小飞表示认同的大多数发言者都集中在16到20岁的年龄段，这和那些对超级女声付出了巨大关注和深刻认同的群体是一致的。这些孩子对无原则的忧伤、无品味的奢华、无基础的阶级生活怀着极大的热情，他们总是不加考虑地就给出自己的态度，仿佛一切都是手到擒来，对必须通过努力才能取得收获的事实发展客观过程充满了无知和自负。他们必然会在任何一种冷漠现实的面前撞得头破血流。这就是宿命。

也许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这样的人群，在每一个年龄段都存在着因为过分的愚蠢而经历失败一生的人们，只不过信息时代使更多的平凡人浮出水面，看到他们却这样使人惨伤。今天晚上，我庆幸自己已经经历过了自己的17岁，没有与今天这样一群17岁的孩子们一同生活在阳光下，把自己的愚蠢暴露无遗。我很喜欢克尔凯戈尔说，“只要不把生存理解为得过且过，则‘生存’没有激情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更多的人理解了这句话，那么蔡小飞这样的孩子就会少一些。在这个意义上说，古希腊人和雅利安人都是了不起的种群，而现在的中国人要差一些。不，差很多。

书 《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

作者：F.A.哈耶克等（秋风主编）
出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乌有之乡、天则经济研究所以及以秋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分子，对于关心宏观经济或当下中国流行的理论学说者都是绕不开的，他们各有立场，也各有支持者。秋风主编的《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丛书中第一本，哈耶克等人的文集《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集自由主义观点之大成，短小精悍故适合闲读。文集所关心的问题是：“自由市场大幅度地改进了世界各地民众的生活境遇，然而，那么多却知识分子鄙视、厌恶甚至憎恨自由市场。为什么？”

哈耶克等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书中会诊了这种奇怪的心理症状——注意，是心理症状，也就是说，只是因为知识分子自身出了一些状况罢了，他们的厌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类强迫症、类自虐狂。也就是说，这是一部对知识分子某种心理缺陷的病理学研究案例。


影 《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

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Oliver Hirschbiegel
主演：布鲁诺·冈茨Bruno Ganz
亚历桑德拉·玛丽亚·拉拉Alexandra Maria Lara
类型：剧情
国家：德国
获奖：第7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第29届多伦多电影节参展影片、德国巴伐利亚电影观众选择奖

本片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引起轩然大波，有评论称“在奥斯卡历史上，从没有一部影片如《帝国的毁灭》一般在全球引起那么大的争议”。

希特勒第一次在以他的母语拍摄的影片中，当上了主人公。镜头对准他人生中也是第三帝国历史上最后的12天。第一次，德国人民对他表明了态度，不论这种态度有多少曲折的表达成分，这都是一次公开的、正式的、勇敢的表态。该片在德国取得了3000万欧元的骄人票房，同时也引发了评论家的众多非议。为什么？无非因为，《帝国的毁灭》使希特勒比在以往任何的描述中都更接近于一个人的形象。

导演西斯贝格说：“我的电影非常有争议。作为电影人，我们向当年的受害者展示的不是一个魔鬼，而是一个人。我很为这部电影自豪。”该片赢得的“巴伐利亚电影观众选择奖”是德国的顶级电影荣誉。


音 《极弱音》（Pianissimo）

乐人：艾米连诺·萨尔瓦多Emiliano Salvador
出品：Universal

Emiliano Salvador是古巴著名的爵士乐手，国内听他的人不多，一般人对古巴音乐的认识大多集中在Latin，但对古巴的爵士乐尤其是爵士钢琴相对陌生。古巴爵士也被称作“非洲-古巴爵士”，是最有特点的后摇摆乐形式之一，集合了波普爵士和拉丁打击乐的特点。对打击乐和旋律的极度重视，使古巴爵士十分适合跳舞，且易于理解。

这张《极弱音》难得一见，对于地道的爵士乐爱好者来说确实值得一听，钢琴技法水平算不上惊人，但特点鲜明，旋律硬朗捉摸不定，颇不同于Latin音乐的狂喜底色。专辑名“Pianissimo”意指音乐学上的“极弱音”，是一种并非人人都听得到的音响，这个命名多少表明了乐手在民间味道极重的Latin环境中的一种态度。即兴色彩则体现在旋律的多变上，是具有钢铁般意志力的自由演奏。

主席同志1957年著文《事情正在起变化》。文章从题目开始就非常牛，“事情正在起变化”阴阴地念叨出来有一种天然的紧张、压迫。这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空气是因为，到底什么起了变化不清楚，只是个“事情”，而事情到底怎么变也不清楚，只是在变。无端的惊恐。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于2005年6月23日发表《北大贺卫方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并引起剧烈反响，这件事情的意义、影响目前还看不太出来，但也颇使人不安，而对于联想力丰富如我者则唤起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之感。

我念大学那年，贺卫方正好给同级法律系的同学做班主任，印象里是个高大俊朗的学者，和他齐名的还有朱苏力。他俩算是北大法学院的两个名角。北大里有这么一拨青年学者，经历过二十多年前的思想解放，也曾在某些风波中受过洗礼与震动，十年前开始崛起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顶梁柱，《读书》、《方法》正是阵营。还好，前者痿掉了，后者死掉了，所以没有成些气候。失去了公开发表意见的学术平台，于是在半公开和私下里，颇发表些不满言论，也因此深得学生们的爱戴。如今，学术界一片老弱病残的景象，他们终于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迎风招展的旗帜。在继前一阵朱苏力闹关于招研的纠纷，这回贺卫方也跳了出来。

很难不把他们的这系列行为看作一次有预谋的叫板，至少，这是一代学人潜在不满情绪的一次爆发展现。

关键是，他们不满的是什么？绝对不会是招几个研究生那么简单。

在《声明》列举了一系列关于考试本身不合理的因素之后，在应该卒章显志的地方，贺卫方似乎有些失去了克制，说出了些实话。这是些什么样的实话啊！虽然确实是发自肺腑，却显得过于热血，几乎有些不像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法学界战士——“即便教师都反对，决策者却依然我行我素，理由是这种研究生入学考试模式乃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意旨。这样的情况表明在有关学术制度的建立方面，大学并没有必要的独立性，教师群体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弱者的选择也许只能是退避，因此，我决定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

说得明白，问题不在于考试或不考试，考什么或不考什么，而在于教育管理的权利，在于大学的独立性。这些表达的背后有一个真正严肃的背景，那就是关于高等教育制度。高等教育到底是一种权利，一种服务，还是一种学术机制，一种为知识精英提供的专门途径？一切问题都集中到这一点，因此考试及考试内容其实并非核心，虽然它们是很适合的导火索。这火被点燃，火苗一窜就烧到了知识分子的心窝子里。

他们的心里郁积火种太多太燥也太长时间。这火种埋藏了整整几十上百年。回顾过去的历史，不难看到一条反智主义的主线。反智主义的传统强调大众动员和参与，将之看作是达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的手段，把群众运动对于官僚程序和机构造成的不稳定效应看作是健康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并且以类似的态度看待伴随着将这种群众运动的做法神圣化而来的知识和技能的贬值。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每一个动荡时期，人们都不忘记对精英主义的批判，其结果却是造成了几代人整体性的无知，整个国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一片混乱……

不过，现在北大青年学者们开始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经过专业化的培养、较少经历过震荡从而多少比他们早几辈知识分子们更具有了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强悍”的态度，他们站出来要捍卫精英、专业、知识的尊严。我们可以将之看作由知识自身产生出来的一种自卫机制，但我更愿意将之看作一种觉醒或者启蒙，毕竟我们没文化的时光已经太长了，现在应该有所觉悟。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大众文化如沙漠般吞噬着正统文化的绿洲，人们正在越来越失去重心，贺卫方们如沙漠中摇着最后一面旗帜的斗士，看到这有一点，又怎忍心不暗暗祝福？

现在回到主席同志的那篇文章题目——主谓结构的短语“事情正在起变化”充分体现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世界是运动变化的，一切都在运动中获得更新的价值。如果说贺卫方的抗议昭示着某种意义上的变化，那么这变化必定是好的，因为这将带来更多的变化，而但凡是变化必然是好的。

一个幽灵，一个非理性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

我上面这句话很牛吧？

最近，我忽然很兴奋地发现，我所居住的城市一夜之间冒出很多小酒店，这些酒店通常处于繁华的娱乐区域，曾一度作为小户型楼盘被售卖而失败。作为一个内心向往流浪的人，一看那“80元一晚准四星级设施”的广告就使我心中的窃喜油然升起。

是的，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正因涌动的旅游热潮而兴奋。越来越兴奋。

所以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故乡，陕西省丹凤县要花7000万修建“贾平凹故居”以激活当地旅游业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以贾平凹这位毁誉参半的作家为资源来建设丹凤县的旅游事业，并不见得聪明，但稍微动点脑筋也不难理解——毕竟是穷乡僻壤，不能指望全中国遍地都是风景名胜。就连以园林著称的苏州，也知道光凭园林是吸引来的游客还是太局限，所以兴建了中国最现代最时髦的苏州乐园。

可怜丹凤县的一片苦心，更可怜丹凤县所缺乏的旅游资源。不过，搞旅游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更何况现摆着一位出名的作家呢？虽然他并不见得伟大到可以如鲁迅那样由国家、民族给他修建故居，但为了发展旅游事业，作家的故乡丹凤县却是舍得投入这7000万的，因为那毕竟会带来收益啊，与其投资那些远远的看不到票子来路的工农业，还不投资旅游业实惠呢——每年两个黄金周那么多捏着票子不知道去哪里旅游的人，你们有福了。

这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而是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不论那些嘲笑贾平凹还没死就想给自己修故居、妄想将自己塑造得功垂千古的媒体怎么想，搞旅游打贾平凹牌是上上之选，甚至于这些媒体们的冷嘲热讽都是丹凤县下怀的——免费的炒作，这年头这样的好事不多了。

所以说，真值得担心的不是几流（尚未分明）作家贾平凹的生前身后名，而是丹凤县文化文物旅游体育局的那位邵志强书记。

报道里很不起眼地提道：

“就在丹凤县各界对这个旅游项目一片看好之时，丹凤县文化文物旅游体育局书记邵志强却有着几丝担忧……邵志强认为，政府准备藉此重现商州历史原貌，将平凹小说形象地还原的现实可行性值得怀疑。因为如果仅仅出于对贾平凹个人魅力的信赖似乎还显单薄，到目前为止，我国似乎还无成功先例。

‘冲平凹笔下秦地风情而来的游客，可能也没几个会爱去看一个已给现代手段修饰得面目全非的商州吧？’邵志强说：‘如果达不到预期的经济效益，反而会成为这个贫困县新的负担，不仅投入收不回来，而且可能越陷越深，要不停地为它的维护以及工作人员的工资投钱进去。’”

难得看到一位领导同志这样肯拆自己的台。更叫人担忧的是，这种担忧完全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疯狂举动。当整个丹凤县都在为贾平凹故居及其即将带来的商业热潮而激动不已的时候，发出这样的不和谐音显然是自寻死路。不论这担忧是否合理，不论这种怀疑是否冷静，人们的态度都将取决于情感乃至情绪，而不会是任何程度上的理智与谨慎。

这不是一个崇尚严谨思维的时代，这也不是一个尊重专业判断的社会。我们所讲求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虽然政府每年的一号文件都必定与三农问题有关，虽然2004年中国经济的台历上写满挫折：重型化遇挫，进军金融遇挫，转型遇挫，海外收购遇挫……虽然全世界都还沉浸在被新经济泡沫呛得掉眼泪的余波中，但人们对泡沫繁荣的狂热追求没有停止过。尤其值得提醒的是，在丹凤县贾平凹故居项目上，这种狂热态度就体现在：繁荣，不论是理性的繁荣，还是非理性的繁荣，我们一律追求，我们一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惜投入地建设地方旅游经济。

“存在着如此之多的从事自我治疗的癫狂人物，在人类中竟然有这种欺骗自己和他人的天性。”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4年这样写道。220年过去了，丹凤县人民为了治疗自己的贫困，仍然保有这样坚定不移地自欺欺人的淳朴天性。还好，本杰明·富兰克林后来继续写道：“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别的愚行”。

每天清晨醒来，就有无数希奇古怪的事情涌现到我们面前，我们的大地上什么样的奇思妙想都层出不穷。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时代，一切一切的荒诞变着花样降落到我们鼻子前边，如果真要一一去考究，也许到头来就只能崩溃了吧。

影 春逝

导演：许秦豪
主演：李英爱、刘智泰
类型：剧情
国家：韩国
获奖：第14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

有一天忽然下雨，我正和朋友在小巷深处喝茶，于是被雨困住。我说，我喜欢韩国片，她们大笑起来。真的，喜欢韩国片真是值得笑一笑，那么多巧合与套路。但是，怎么可能不喜欢呢？比如说《春逝》。

多么失败的故事，一个男子爱上一个女子，岁数比他大，事事都比他成熟，比他还多一点点任性所以更可爱。而他迷恋并不见得是因她美，只是因为他那么软弱，在深夜里会听着雨声为一些动情瞬间而闭着眼在枕头上微笑。

不管多么经历风霜的人，看到这一幕都多少会有些甜蜜的酸楚，人人都曾年轻过。年轻就是对世事没有把握，一点风吹草动就是无边的幸福或深渊。

后来那个和他一起听竹林风声的她已经离开，而他满带心碎地站在浩荡的绿色中闭上眼微笑起来。蛮好是一直留在韩国片里，那么美那么幸福，没有止境。


音 Jazz in Paris - Saint Dermain des Pres

乐人：Bernard Peiffer & Bernard Zacharias
类型：爵士
出品：Universal

爵士乐发源于美国，但二战使新奥尔良的享乐主义旋律成为整个欧洲颓废心理的华丽写真。Universal公司推出Jazz in Paris系列唱片全靠了一班被收购的法国唱片公司，那些从箱底翻出的爵士乐黑胶唱片被重新制作后结集发售，虽然素质良莠不齐，却真算得上法国20世纪初爵士乐的绝版珍品。

离开了新奥尔良纯正的殖民地风习，爵士乐沾染上巴黎街头的慵懒气息。

Bernard Peiffer是生于法国的钢琴家，21岁初次登台后开始与欧洲最著名的音乐家合作。但出名程度还是不够，至少在国内。这张专集灌录于1954年他正当壮年之时。慢得叫人头皮发麻的萨克斯风和丝毫不带清脆味道的钢琴，结尾再来几缕尖利的小号……虽然一般而言，爵士乐手是老当益壮，非年届古稀不能超脱“音乐取悦观众”的小乘境界，但似乎是天生的慵懒气质使Bernard Peiffer很自然地沉浸在与乐队其他乐手的无言沟通中，整张唱片即兴色彩虽显欠缺，但从那些不露怯意的留白也可以尝到互相帮衬的味道。


书 《今生今世》

作者：胡兰成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一版一刷

胡兰成已经被骂得稀巴烂，所以现在承认喜欢他才安全。

随时随地都记得《今生今世》开篇那句“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结构的妙是讲不出的，只试着去掉随便哪一个字都是了不得的别扭，万万不可。又从来没有人说桃花静，这静似乎是在讲声音，其实却是个姿态，背后更大的是个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一个价值判断。所以这一段结尾是“桃花是村中惟井头有一株，春事烂漫到难收难管，亦依然简静，如我的小时候。”

所以说胡兰成是才气大到有甜腻妩媚的嫌疑，先讲桃花，一笔就到了历史人文，后来却又回到一个个人身上——只是这时节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桃花和人世都映衬到了他，他想不做第一才子也难。

最近的中国人民如此自信，从超级女声到芙蓉姐姐以及芙蓉姐姐的批判者们，我们看到满坑满谷的自信。以及，对自信的饥渴诉求。

社会观察家、公共知识分子天才地总结出一段时间来网络上最出名的五个女人——木子美、竹影青瞳、流氓燕、黄薪、芙蓉姐姐——所拥有的共同品质：自信、骄傲和勇敢。“她们骄傲于这一自信，赤裸裸地展现于天地之间，面对着众人的挑三拣四、看笑话、说风凉话。”前四位分别对自己的性生活、身体和嗓音拥有自信，而芙蓉姐姐则被推到了荣誉的顶点——“对自己的肉体和精神拥有全部的自信”。

而我还想补充一点，从芙蓉姐姐的走红还应该看到更多一种自信，就是那些浮现于网络的芙蓉姐姐们的批评者们所拥有的自信。在芙蓉姐姐的另类照片下，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怀着同一种批评的自信走到一起来。他们凭借着出类拔萃、一律高水准的自信，将芙蓉姐姐从身材相貌、才艺学识、审美眼光乃至心理健康等各个角度都批驳得一无是处。而剩下的，则是那些芙蓉姐姐的支持者与爱戴者，私下里、怀着倾慕地表达着对芙蓉姐姐自信心的肯定态度。

不论是表达者自身拥有的自信，还是他们对自信的向往之情，人民的力量从来没有以如此广泛的形式这样强烈地展示过。这种冲动在被表达之前，曾经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压抑，也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争取……

中国曾经是一个以精英主义政治权威架构为特征的古老帝国。在过去的五千年中大部分时间，某些人由于自己的德行并借助所受的教育而有权行使政治权威，那些不具美德的人则理所当然地被安置在受统治的地位上。出于儒家学说的深刻影响，在中国权力总是模糊的，人们总是寄望于好人而不是以制度化来实现好的社会理想。直到太平天国运动这场最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人民才第一次尝到了民众利益暴力表达的美妙感觉。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与过程，更成为所有中国人共享的心理资源和背景。

50多年来，我们培养起了一种实用和非专业化的行动组织方式，在科学领域每个人都可以研究永动机、哥特巴赫猜想，在艺术领域每个人都有指望成为新凤霞、郭兰英。一切专业领域的权威都被打翻，所有中国人组成了一支所向披靡的超级大型游击队，从来不打常规战。

而直到最近几十年来，我们的生活重新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热爱科学的人们发现，不学习基础物理学就根本不可能推翻相对论，不进专业院校或者签约唱片公司就根本不可能成为歌星、影星——感谢大众传媒，如果没有他们，这种情形从来不会如此残酷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也感谢大众传媒，对这种情形的焦虑与反叛得以迅速地表达。今天，在芙蓉姐姐的话题下，我们跑步进入自由表达的新时代。因此，当芙蓉姐姐在自传中写道：

“她没有正规学过一次舞蹈，可是没有一个人怀疑她的水平不是专业的，她对音乐的深刻领悟和精彩诠释是与生俱有的。

她不知道自己的舞蹈属于什么风格什么门派，但只要有音乐，哪怕仅仅是风声伴着鸟鸣的天籁之音，她也会随之翩翩起舞。

生命在她的舞蹈里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她不只是在跳舞，更是在用肢体语言表达她对人生理想的执著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人们被深深地感动了。她不仅表达了个人的激情，更表达出了缺乏自信、缺乏专业的人们所迫切需要的盲目勇气。她甚至还给那些缺乏激情的无聊者提供了武断批判的对象。多么波澜壮阔的民众主义狂欢！

备受争议的巴西民众教育家弗莱雷尖刻地提醒巴西人民：统治者利用主流文化来加固不公的社会状况，人民必须要改变这种不民主、不公平的社会状况。要使广大民众“觉悟”，就要培养他们的“批判意识”，就要用民众主义来反对主流文化的统治。同巴西的情形相反，我们正走向和谐社会。而当这和谐有吞没人们的自信的危险时，芙蓉姐姐挺身给出一个出口，在大众媒体的热烈关注与支持下，我们的自信得以全面恢复与重建。

即使，我们的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有文化，我们的媒体也及时地学会如何关注民众、关注下层。就像样板戏那种封资修都不要的无中生有的勇气和自主、自创的能力，芙蓉姐姐舞动清华是古人、洋人、死人，以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旧局面彻底结束，展现芙蓉面貌、芙蓉风采的艺术马上登场的热烈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