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repentie

一小撮严肃分子在听闻中国导演、传媒界学者正在为“国内肥皂剧发展大事”共商大计、出谋划策的时候，恐怕会不由自主地展开一系列充满理想色彩的憧憬。

1980年，当第一股美国肥皂剧的大潮涌入欧洲，具有远见的欧洲制片人感到忧虑，并开始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当时，美国黄金时段肥皂剧《达拉斯》（Dallas）在欧洲大受欢迎，甚至成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

二十多年来，这场反抗美国大众文化的泛欧洲国家民族主义肥皂剧运动风起云涌。欧洲人相信：一国的文化特色会在其电视节目中鲜明地表达出来。无条件接受典型美国式的肥皂剧，就意味着接受其文化侵略。因此，一度有欧洲媒体悲壮地宣称：“如果我们拥有自己的肥皂剧，我们就将拥有自己的民族。”

因此，竭尽全力生产出“中国制造”的肥皂剧，不仅仅是一次商业运作，更具有国家民族主义文化运动的意义。

不论英达们想到过没有，当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以经典的肥皂剧模式来进行自己的电视剧生产，就已陷入无法逃避的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生产中。也就是说，不论英达的肥皂剧获得商业成功与否，都将成为中国话语的一次尝试。

即使从49年以来，我们一再相信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但帝国主义尤其是文化帝国主义仍然积极地生产着，这也许是由资本本身的属性带来的。当《欲望都市》《六人行》这样的美国肥皂剧成功登陆中国，当都市中的中国人从电视上不伦不类地学会像纽约人那样生活时，对美国式消费的需求心理就已经构造完毕。因此，为什么韩国人那么积极地投入他们的电影事业也就不难理解了。

金泳三当年说“如果迪士尼一年的营业额跟IBM旗鼓相当，那么为什么不全力发展我们韩国的影视工业呢？”这份令人鼓舞的电影宣言，正式开启了韩国电影的黄金岁月。1996年，金大中在竞选白皮书中说：“21世纪，文化就是国力，文化不仅有提高生活质量的作用，而且正成为创造巨大附加价值的产业。”因此，他强调将尽一切力量，保护韩国电影，全力发展电影产业。而这些措施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有重组韩国电影振兴协会（KOFIC），全力辅助电影产业。

而在中国，似乎还没有看到这种全面振兴的局面。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也曾一度有过极度强势的文化产品——样板戏。虽然样板戏早已过时，但样板戏的运作是完全符合文化生产的市场规律的：样板戏的创作宗旨是为工农兵服务，根本的政治目标是为政治服务，为宣传服务。而肥皂剧表面上是以娱乐观众服务为宗旨，其本质却是为资本服务，为高收视率带来的广告收入服务的。这种两重目的是合而为一的：观众喜闻乐见才有收视率，收视率高才有广告进入。因此，不妨乐观地期待，在伟大的样板戏传统下，肥皂剧大有可为。

同时，也应该清楚地看到，正如样板戏剧情、表现手法的模式化一样，肥皂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也难逃模式化的命运。不论英达们吹嘘他们的货如何了得，都不能对其寄予太高的希望——这并非艺术，仅仅是商业，或者说是一种具有伟大的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意义的——商业。

商业，总体来说是单调重复的、缺乏新意的，甚至有可能是粗制滥造的，不管上面贴没贴国际流行的“肥皂剧”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