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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绵若存的力量
游击队女孩 发表于 2005-09-23 08:39:53
吴冠中先生的一生虽然远未结束,尤其是他作为艺术家的生涯仍有诸多值得期待的方向,但终观他这八十几年来经历的种种事件,确实有如一出悲剧。一位年轻的江南才子因为深深感动于与他同时代大师的艺术,而毅然投身绘画。那是在杭州美专,虽然没有成为林风眠先生的入室弟子,他却在精神与技艺上成为林先生真正的衣钵传人。
没有极高的天赋,他决不可能领先于同时代人数十年而领会到林先生绘画中的奥义。林先生的画给中国绘画带来了“面”的概念,对“面”的全面体贴与亲近,这在中国绘画中是没有的。先前的人物画都有一张平平板板的大脸,却难免敷衍的嫌疑,是肉眼对于不得不应对的面所做的搪塞。那些脸平板得透出犹疑,透出对世界整体的没把握,所以有眸子里的一丝闪光,有脸颊上一抹水红,却没有将面铺开,大胆写实的勇气,没有抒写无边无际的气魄,又因此有铁线描,适可而止,安全第一。
但林先生给出了面,给出了色,也就给出了光,给出了肉眼。到吴先生这里,面的概念得到了更大的扩充。林先生画仙鹤与水草,是捕捉一个瞬间的世界一面,而吴先生画的水乡则有水、有墙、有门、有远树疏影,是世界汇集在天空下,互相抗衡互相支撑。又有大幅的花卉,是真正的花团锦簇,密密实实铺排到极限,这铺排中却有世界的秩序,这面不平,有弧度。这些花儿整饬的格式是对秩序的承认,但也不妨说是对秩序的一种反讽——这似乎是美的,因为它们在细部上是优雅的,它们无一不具有典型的美,它们按照既定的序列整齐划一,准确地展示出恰如其分的善,唯一不具备的是真。这不可能是真实世界的序列,这是一个被构想的完美境界。
吴先生的画与林先生的画是这样的不同,而他们又都具有极大的独创性,他们在同样方向的路上,先后走到很远很远,远于欣赏者、评论家所能及。也因此,吴先生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有个性、最有成就的画家之一。
吴先生的画有阴戾之气。他在欧洲学艺的时候,大约正是立体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以立体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画派一扫古典油画乃至印象派时期仍然残存的阳光气息。1920年代,蒙得里安在巴黎的家里只充满冷冷的光。立体主义者热烈追求着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所带来的和谐、稳定与均衡,而做到这一切的代价则是长时间的孤独思考。出于狂热追求与众不同、追求在艺术史上留下名字的荣誉感(这种伟大的、不可磨灭的、罪恶的希腊精神),他们面对空白画布,将所有的不安、激动通过可能具有金属质地的情感过滤器的转化作用,化为坚固的图案造型与简洁到近乎偷懒的原色运用。这一切不可能不对当时年轻的吴先生产生影响。
1950年代,吴先生在中央美院执教时,一定也使用了某种类似于纯形式感的手法来描绘伟大的工农兵群众——太不识时务的人!这种对艺术的热与对物质的冷,凝结出的作品不可能符合全面飘红的时代。即使是风景画,也不能让他教。热中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冷的形式,就只能去建筑系教水彩技法。对艺术的热仍然在,只是因环境的变化而异化了,像高热高压下形成了变质岩。
不少评论者扼腕于吴先生前半生被禁锢的艺术生涯,这种观点其实有一个前提——健康是首位的,画面中的健康必然是好的,不论这幅画是什么时候的画。但如果没有这些磨难,吴先生的画也决不会是今天的模样。吴先生的“风筝不断线”说所指的也可理解为一息尚存——这存与不存是一个境遇,境遇不可能虚拟。境界的大开大阖需要一个立足点,他需要一个立足点,但有几十年他几乎无立锥之地,这时候存与不存成了生死一线的大问题。如果将吴先生的画比作风筝,那么这不断的线就是身为大师所特有的强悍脉搏,一息尚存,他就可以把绵绵几十年的体验与锤炼注入画面。
这就是吴先生那些看似轻灵、通透的画面中所具有的力。这力可以说是老庄一脉下来的生命哲学,但更应理解为一个艺术生命的孤苦奋斗。构图的均衡、色彩的映衬,这中间又有对抗有冲突,他身为八旬老人,体内的力量仍绵绵若存,该是一个伟大奇迹。
也因此,看他的画除了美感还有辛酸,这辛酸不含抱怨,是画面中表现出作者看待世界的眼光,他所看到的世界是如此——甜美到甚至有腻俗的嫌疑,但却不贴切,这甜美有些虚浮,这世界着不了根。他借用画笔表现幸福,给出一把安乐椅,他熟练于形式,醉心于虚构。
大师的悲剧呈现于此,完备而恰当,但他作为创造者的一生却是完善的,他经历了理应经历的一切,也做出了身负烙印者应做出的艰苦努力。今天,在他江南家乡最时髦的城市上海,人们对他的回顾展趋之若骛,不论是出于浅薄的商业风习,还是对美的诚恳追求,从古至今历来都存在的三教九流都对他给出了应有的敬重。的确,对于物质世界,我们应该尊重,因为他们给出虚荣,对于精神世界,我们也应尊重,因为他们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力量。
吴先生正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在绘画中给出了自己一生的力量,这力量理应赢得尊重。不论这尊重来自艺术史还是拍卖市场,他当之无愧。
没有极高的天赋,他决不可能领先于同时代人数十年而领会到林先生绘画中的奥义。林先生的画给中国绘画带来了“面”的概念,对“面”的全面体贴与亲近,这在中国绘画中是没有的。先前的人物画都有一张平平板板的大脸,却难免敷衍的嫌疑,是肉眼对于不得不应对的面所做的搪塞。那些脸平板得透出犹疑,透出对世界整体的没把握,所以有眸子里的一丝闪光,有脸颊上一抹水红,却没有将面铺开,大胆写实的勇气,没有抒写无边无际的气魄,又因此有铁线描,适可而止,安全第一。
但林先生给出了面,给出了色,也就给出了光,给出了肉眼。到吴先生这里,面的概念得到了更大的扩充。林先生画仙鹤与水草,是捕捉一个瞬间的世界一面,而吴先生画的水乡则有水、有墙、有门、有远树疏影,是世界汇集在天空下,互相抗衡互相支撑。又有大幅的花卉,是真正的花团锦簇,密密实实铺排到极限,这铺排中却有世界的秩序,这面不平,有弧度。这些花儿整饬的格式是对秩序的承认,但也不妨说是对秩序的一种反讽——这似乎是美的,因为它们在细部上是优雅的,它们无一不具有典型的美,它们按照既定的序列整齐划一,准确地展示出恰如其分的善,唯一不具备的是真。这不可能是真实世界的序列,这是一个被构想的完美境界。
吴先生的画与林先生的画是这样的不同,而他们又都具有极大的独创性,他们在同样方向的路上,先后走到很远很远,远于欣赏者、评论家所能及。也因此,吴先生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有个性、最有成就的画家之一。
吴先生的画有阴戾之气。他在欧洲学艺的时候,大约正是立体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以立体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画派一扫古典油画乃至印象派时期仍然残存的阳光气息。1920年代,蒙得里安在巴黎的家里只充满冷冷的光。立体主义者热烈追求着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所带来的和谐、稳定与均衡,而做到这一切的代价则是长时间的孤独思考。出于狂热追求与众不同、追求在艺术史上留下名字的荣誉感(这种伟大的、不可磨灭的、罪恶的希腊精神),他们面对空白画布,将所有的不安、激动通过可能具有金属质地的情感过滤器的转化作用,化为坚固的图案造型与简洁到近乎偷懒的原色运用。这一切不可能不对当时年轻的吴先生产生影响。
1950年代,吴先生在中央美院执教时,一定也使用了某种类似于纯形式感的手法来描绘伟大的工农兵群众——太不识时务的人!这种对艺术的热与对物质的冷,凝结出的作品不可能符合全面飘红的时代。即使是风景画,也不能让他教。热中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冷的形式,就只能去建筑系教水彩技法。对艺术的热仍然在,只是因环境的变化而异化了,像高热高压下形成了变质岩。
不少评论者扼腕于吴先生前半生被禁锢的艺术生涯,这种观点其实有一个前提——健康是首位的,画面中的健康必然是好的,不论这幅画是什么时候的画。但如果没有这些磨难,吴先生的画也决不会是今天的模样。吴先生的“风筝不断线”说所指的也可理解为一息尚存——这存与不存是一个境遇,境遇不可能虚拟。境界的大开大阖需要一个立足点,他需要一个立足点,但有几十年他几乎无立锥之地,这时候存与不存成了生死一线的大问题。如果将吴先生的画比作风筝,那么这不断的线就是身为大师所特有的强悍脉搏,一息尚存,他就可以把绵绵几十年的体验与锤炼注入画面。
这就是吴先生那些看似轻灵、通透的画面中所具有的力。这力可以说是老庄一脉下来的生命哲学,但更应理解为一个艺术生命的孤苦奋斗。构图的均衡、色彩的映衬,这中间又有对抗有冲突,他身为八旬老人,体内的力量仍绵绵若存,该是一个伟大奇迹。
也因此,看他的画除了美感还有辛酸,这辛酸不含抱怨,是画面中表现出作者看待世界的眼光,他所看到的世界是如此——甜美到甚至有腻俗的嫌疑,但却不贴切,这甜美有些虚浮,这世界着不了根。他借用画笔表现幸福,给出一把安乐椅,他熟练于形式,醉心于虚构。
大师的悲剧呈现于此,完备而恰当,但他作为创造者的一生却是完善的,他经历了理应经历的一切,也做出了身负烙印者应做出的艰苦努力。今天,在他江南家乡最时髦的城市上海,人们对他的回顾展趋之若骛,不论是出于浅薄的商业风习,还是对美的诚恳追求,从古至今历来都存在的三教九流都对他给出了应有的敬重。的确,对于物质世界,我们应该尊重,因为他们给出虚荣,对于精神世界,我们也应尊重,因为他们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力量。
吴先生正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在绘画中给出了自己一生的力量,这力量理应赢得尊重。不论这尊重来自艺术史还是拍卖市场,他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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